5月22日，两起枪击案分别在上海、北京街头上演，造成多人死伤。这类恶性犯罪场景在中国罕见，令人震惊。

　　震惊之余，让我们思考：恶性个案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稳定的局面正受到挑战。维稳已成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显然，目前形势比较严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杜航伟判断说，当前全国社会治安总体稳定，但刑事犯罪仍处高发期，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面临的形势严峻，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待岗下岗人员增多，导致诱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也明显增多，社会治安形势更加复杂。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5月24日警告说，如果各国不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灾难。而失业问题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各国的救市措施将是防范社会危机的决定因素。但是，各国在这方面却并不能一致行动，还有认识上的分歧，比如，试图通过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做法来进行自救，但全球化背景下，只会适得其反，且延误经济复苏的时机。合作是发展经济、走出危机、创造就业的重要出路。中国宣布庞大的刺激计划，并通过大规模的国际投资采购行动，帮助自己和伙伴一同应对危机。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刺激措施初显成效。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此，日本等国经济还在继续深度衰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应对经济危机的成效微弱，危机结束的进程不断推迟，势必给社会平稳运行带来高强度挑战。因为，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增长渠道，没有支付能力，甚至基本生存受到威胁，就会产生新的"流氓无产者"，危害社会安定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逻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难题。目前，这一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已出现，而中国同样面临同样的威胁，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中国人口众多，问题复杂而棘手。解决好中国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是一个重大成就，也是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受金融危机影响，在中国光农民工失业人数就多达2000万以上，这是一个让人焦心的难题。尤其是，进城无业可就，而回乡又无地可种的局面更难解，当前这类问题比较突出，许多犯罪案件就与此有关。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引导，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并充分利用好返乡农民工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就业、有持续的收入来源，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慎重，冒进必然使得矛盾加剧，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不能截断农民"退守"的通道。此外，必须加快农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尤其是要照顾到困难群众，做到全覆盖。

　　与此相关，进城的农民工灵活就业需要得到帮助。像"地摊一族"的生存，就需要城市管理者转变思维，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宽容。他们的体面生存，是犯罪的一大"减项"，他们能有收入进账，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因素。相反，野蛮执法、"以罚代法"甚至靠"违法者"来养活执法者的荒唐行径，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和定时炸弹。

　　同时，特殊人群需要得到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呵护和爱，成长面临烦恼。目前，一些大案竟为这个群体中稚嫩的少年所为。失学进城，缺少管教，缺少关爱酿成社会灾难。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

　　启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理顺社会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怨气，是维稳的一个重要举措。目前社会收入差距有多大，意见不一，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垄断企业的收入畸高受到舆论挞伐。2008年，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贫富悬殊过大，给社会心理的冲击强烈，容易引起非完全理性的"仇富"心态，可能通过犯罪手段熨平差距就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一个破坏性因素。突破分配伦理的极限，必然引发社会动荡。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疏导民意是维稳的有效举措。群体性事件乃至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很多是在利益受到侵犯、纠纷没有排除、矛盾没有化解的情况下演变而来。因此，必须畅通表达渠道，倾听群众声音，及时排忧解难，简单压制截访，堵塞诉求通道无助问题的解决。堵只会搁置甚至激化矛盾，但矛盾解决不了，久之必然酿出事端。疏才是正道。今年以来，全国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纪委书记培训班在北京相继开班，可以解读为对疏导民意的重视，尤其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实现基层执政理念、基层反腐理念的转变，被认为是维稳新思维。基层稳，社会稳。

　　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改革开放30年取得重要成就，除了正确的决策外，还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直接相关，不折腾被视为一条宝贵经验。离开稳定，经济社会继续前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