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7年12月份以来，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元贬值和中国通胀压力增大的双重影响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4月10日早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9920，一举突破7.0关口。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创下汇改以来新高。人民币升值究竟会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易纲副行长。

　　记者：易行长您好。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足足走过了30年。在这30年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能否请您谈谈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

　　易纲：认识中国经济要立足全球化的大背景，改革开放是中国前进的两个轮子，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分工和市场体系过程不可逆转。大家知道，当前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运行的规则，主要是由欧美国家制定的。全球化趋势也是欧美带头开始的。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中，总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主张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历史上英国以其先进的工业体系优势最先主张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并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后来，美国在其经济崛起后，也高高举起了全球化的旗帜。由英美提倡的全球化的格局，包括逐步建立起的世界范围内的货币、贸易、投资等秩序，使得中国在其过程中受益。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而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大门已很难再关上。中国的生产、贸易，资金流动，人员流动，都已开始在全球市场上配比资源。贸易方面，我们依赖进口石油、铁矿石、原材料、大豆、食用油等，并且出口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了2万亿美元;投资方面，中国连续多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人流方面，世界的人才中国的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因此我们必须用全球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经济的成绩、问题，寻找对策。

　　所谓全球视角就是要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比较和配置，从原材料到金融资产到不动产到人力资本到自然环境等等，都要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比较和配置。由于不同资源在全球各地的价格不同，从而导致了对这些资源进行配置产生的资源流的流向不同，也就容易产生不均衡。比如进出口，目前中国商品大量流向美国，中国对美出口额和美国流向中国的商品流即进口额相减会产生巨大的顺差，这种顺差就是不均衡;资金，同样在这种配置过程中流向中国，从而造成了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础货币投放过多、投资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等问题。这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和问题，我们今后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等都要从全球化视角出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约9.78%，特别是过去五年的GDP增长率达到10%以上，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这个奇迹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另一个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的改进。中国劳动力的人均年产出在改革开放30年间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年均超过了7%，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对体制、机制和管理水平包括技术在内的效率提高的测度。一般来说，我们的产出增长是由投入的增长、要素的增长等带来的，如果增加资本或劳动力投入，都会带来产出的增加。而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加的部分不能用资本投入的增加来解释也不能用劳动力的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额外增加。根据最保守的计算，2000年以后我国平均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为1%。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测量我们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有创新能力，这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就应该是持续提高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关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Ky:PAGE}

　　记者：近年来，全世界对中国商品和资产的评价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的东西越来越“火”。您觉得主要原因在哪里?

　　易纲：对于中国资产价值的重估、中国商品价值的提高我想可以从以下这些制度性因素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坚持依法治国、保护产权，《物权法》的出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有这些，都起到稳定预期、提高信心的作用，从而改变世界对中国商品、不动产和人力资源的价值评估。这些政策的提出看似是一些中央文件的语言，但它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含金量。正是这些制度环境的改善，中国的东西才越来越值钱。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涨势很快，我个人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对各种产权的平等保护造成的投资者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使房子的价值提高。在没有进行住房改革之前，多数房屋产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不能自由买卖。即使可以随意买卖的房屋，也由于交易手续繁琐，时间过长，而导致交易成本过高。随着住房改革的逐步推进，尤其是《物权法》的出台，我国房屋产权明晰，政策透明，投资者投资预期越来越稳定，房屋的价值也随之增加。同样，对其他商品来说，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投资者对商品价值的评估就会逐步按照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价值评估体系进行，中国的商品也就越来越值钱。

　　记者：近年来，中国商品大量出口，贸易顺差逐年增大，已经占到GDP总量的8%，怎样理解当前外贸背景下的人民币升值问题?

　　易纲：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成长的烦恼”。由于中国的商品、劳动力、能源、不动产等资源物美价廉，各种商品供不应求，于是造成了不均衡：中国商品大量出口，造成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近年来投资回报大约在20%左右，于是大量的投资流入中国，投资过热。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外汇大量流入，货币供应量增多，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投资多、顺差大、储蓄率高、税收好、本币有升值压力，这些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由于太过，成为中国经济“成长中的烦恼”。一国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可能会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美国历史上曾有过90多年的贸易顺差，日本、德国也都曾有过长期的贸易顺差时期。贸易顺差如果占GDP比重比较低，综合考虑资本项目项和国际收支，应该说是可以持续的，美国、日本多年的顺差占GDP大约为1%到2%。而我国近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达到8%,过高的贸易顺差背后隐藏着产业结构、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面对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市场已经对此做出调整，调整的渠道主要有两种：涨价和人民币升值。中国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但与世界经济间存在着不平衡。只要有不平衡，市场变量一定会调整。人为控制一个变量，就会引起相关变量的失衡。涨价和人民币升值都可以解决中国的东西便宜和不均衡的问题。过去十年，中国的CPI上涨比较慢，多数资产和要素价格上涨都比较快，这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不均衡。过去十五年，中国是全世界工资上涨最快的国家，公务员、白领、农民工等各个阶层的工资都有明显上涨;中国的能源、原材料、大商品的价格在快速上涨，虽然我们能源的价格还没有和国际接轨，但我们的大商品铁矿石、大豆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已和国际接轨;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如果我们严格执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成本还要提高，结果是还要涨价。比如说我们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不达标的排放虽然降低了公司的成本，补助了生产，但它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这些成本最终要由政府买单;如果我们维护市场秩序，打击公路超载，那么运费要调整;如果我们提高劳动标准，制订最低工资制，制订最长工作时间的要求，提高社会保障，交各种社会保险，这些都要增加成本。所有这些都将体现在成本中，迟早都会造成价格的上涨。

　　2005年7月，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改以来到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了13.31%。汇改至2008年1月末，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升值6.3%，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升值10%。 {Ky:PAGE}

　　记者：涨价和人民币升值都可以解决中国经济不均衡的问题，那么请问，这两种手段有什么不同呢?

　　易纲：只要有不均衡，市场力量一定会调整，压住一个变量就会鼓起另外一个变量，所谓摁下葫芦浮起瓢。涨价和人民币升值都能解决中国东西太便宜的问题，但区别在于一般说来价格调整是连续的，价格是慢变量。汇率在市场经济中一般来说是快变量，但在中国汇率也是逐步调整的。涨价是对内对外都贵了，升值只是对外贵了。升值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有利于增加进口，抑制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但主要的担心是升值对出口和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记者：人民币升值现在已经称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2008年1月和2月，人民币对美元累积升值已达到2.8%。请问，汇率调整在我国宏观经济中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

　　易纲：有关我国汇率调整政策，我想先讲讲“不可能三角形”理论。关于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和弗莱明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保持稳定三项目标中，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项。这一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克鲁格曼在1998年初发表的一篇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谈到“蒙代尔三角”的问题，他称之为“The eternal triangle”，也就是永恒的三角形;2001年，我和我的学生将其总结为“不可能三角形”，并且提出X+Y+M=2定理。

　　图中三角形坐标系的三个角点表示三种不同的政策组合。中国占住两条边，即可以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和保持汇率稳定，但要实行外汇管制，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按照定理，X、Y、M三者之和一定等于2。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独立，因此M不能变，必须接近1或等于1;而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资本自由流动不断增加，Y一定要增加;变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X值要缩小，这意味着汇率要朝着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方向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我们会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我们的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和应该等于1。所以，在制订货币政策时，我们要对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做一取舍，这种取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增强汇率稳定，就要减弱资本的可流动性;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就可以增加资本的自由流动。

　　当前，我们更应该关注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一篮子汇率”。这个“一篮子汇率”包含了52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以某个时间点为基期，统计该期间内本国货币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的加权平均值。有效汇率一般选择外贸比重作为各种外币的权数，可以较好地度量一个国家贸易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1994年到2002年间，中国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是升值的，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保持稳定。在这八年中美元走强，所以人民币也跟着美元走强。这八年中，我国的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持了人民币随着美元一起走强，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和不均衡。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也没有贬值。2002年到200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都是贬值的，而这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仍旧未变。因为这段时间美元走弱，所以人民币跟着美元也一起走弱。这段时期内中国贸易顺差开始加大，外汇储备快速增加。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汇率改革，从盯住美元改革为参照一篮子汇率进行浮动。至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了6.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10%，对美元汇率升值已超过16%。

　　尤其到2008年1月，美国因次贷危机经过大幅减息后，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从2005年到2008年初这段时间窗口内，中国已通过进出口、汇率和结构政策等各种途径进行了调整，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今后，虽然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但我们仍会以有效的政策组合，在保持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来应对挑战。 {Ky:PAGE}

　　记者：去年我国CPI上涨4.8%，而从2005年启动“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约16%，实际汇率水平升值10%。这种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现象不是很矛盾吗?

　　易纲：简单说这两者并不矛盾。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其实是同方向调整的两个渠道。他们都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商品太便宜的问题，相互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我国目前大量进口大豆、石油等物资，人民币升值后，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上升，在这些物资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价格上升幅度有所减少。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内老百姓消费汽油、食用油，其实都享受到了人民币升值的益处。

　　记者：人民币升值对扩大内需的影响如何?

　　易纲：亚洲金融危机后，扩大内需成为中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但是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变化能够非常有效地引导资源向国内需求配置。价格引导的力量强过很多行政主导的措施，能够最有效率的引导资源配置向国内倾斜。但我们绝不能单纯的依靠人民币升值、调整汇率来扩大内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对外投资、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保障劳动者权益等等这些一篮子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整。

　　因此，我们要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记者：日前，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11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9.78%。业内人士称，这表明国际游资仍在大规模流入我国，政府调控压力依然较大。您觉得我国政府是否有必要实行资本管制，资本管制有效吗?

　　易纲：目前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大量增加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具体表现是：外汇储备大幅增加，FDI流入创下新高，非FDI资本流入快速增长，货币大幅升值，资产价格明显上升。对全世界而言，市场在运行，资本按照市场规律流动。

　　新兴市场应对资本流入的措施和经验，一是增强汇率灵活性;二是实行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三是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四是加强金融监管;五是鼓励资本流出，加强资本账户管制。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应该加强资本管制，在这里我用其他各国的经验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智利、哥伦比亚、巴西和泰国面临着相似的宏观经济问题，它们都实行了资本管制措施，但实施效果都不甚理想。

　　资本管制有这样的规律：管制初期政策措施会有一定作用，但时间长了市场将会以更大反弹、更大规模的流入来抵消政策的有效性。局部性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经济体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资本总可以通过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国内，资本管制无法根除资本大规模流入。如果实行全面的资本管制，则代价太大，不仅影响经济效率，还可能导致腐败问题，因此不可持续。对于中国来说，还有港澳台胞、海外侨胞等特殊情况，资本管制的难度更大。此外，衍生工具的发展降低了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投资者会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来规避资本管制。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放松对国内资本外流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来有效地调节资本流动。